《小欢喜》的“小”与“大”

源丨文艺报1949   文丨邓凯

《小欢喜》是近年来现实题材电视剧的优秀代表，无论是收视率还是口碑，比翼齐飞。这部剧演技派扎堆儿，但前期宣传并没有敲锣打鼓，而是悄悄在暑期档播出了。播至中段，观众如获至宝，趋之若鹜，评分一路走高，这一现象是近年来不多见的。这种像熬汤一样，渐渐升温，咕咚冒泡，越煮越香的观看体验，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审美过程。《小欢喜》的“小”与“大”，正是该剧的智慧所在。

一是小题材。近年来取得成功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叙事的切口都比较“小”，《小欢喜》讲述的是三个家庭备战高考的事，时间跨度只有一年，发生的地点也局限在小区。从小处着眼，以小见大，就像《核舟记》讲的故事一样，把一枚核桃雕得别有洞天。二是小人物。这部剧的主人公都是 “小人物”即普通人，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能够同广大观众产生心理共振。三是小情爱。《小欢喜》讲的都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小情小爱的事情，比如方圆一家虎妈猫爸猴孩子的打打闹闹、宋倩对前夫乔卫东始终难解心头之恨的争吵挖苦等等，都不是惊涛骇浪、翻天覆地的大事，而是弥漫在生活空气中的酸甜苦辣，内容恰好贴合本剧剧名——小欢喜。但细细品味，这部剧的“小”是真的“小”吗？其实不然，它是在以小博大，以小见大，一叶知秋，见微知著。说是“三小”，实乃“三大”。一是折射大时代。该剧契合了某种社会心理。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共同构成了上层建筑，按照普列汉诺夫的理论，社会现实首先表现为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是文学艺术创作的中间环节，对文艺家的创作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艺术一旦创作完成就成为历史，反过来对社会心理产生重要的影响，然后再间接作用于现实，被观众所接受。比如《蚁族的奋斗》中的农村大学生留城问题、《小别离》中的基础教育问题。反观《小欢喜》，它以高考为主题，而高考牵动着每一个家庭的神经。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住房、就业、教育问题背后，是更深层次关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集体诉求。

二是透视大悲欢。在观赏《小欢喜》的过程中，我想起作家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的一句话：人们宁愿去关心一个蹩脚电影演员的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而不愿了解一个普通人波涛汹涌的内心世界。这句话用来概括前几年的影视界乱象是合适的。前几年，电视剧市场上出现过一些悬浮剧，有历史剧，也有现代剧，给人感觉是神仙打架，高来高去。这些剧往往有一个共性，不琢磨脚本，只琢磨营销，一部剧播完了，除了绯闻、颜值、cp之类的营销话题，什么都没留下。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还是导向问题，简单来说，就是艺术创作违背艺术规律。近年来，在相关部门的重拳治理下，这些乱象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为一批优秀作品的问世创造了条件。回头审视路遥的话，对于我们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而言，生活，哪怕是最卑微的生活，从来都不是一件小事。在《小欢喜》中，方圆和童文洁夫妇的中年失业危机；乔英子对原生家庭特别是母亲爱恨交织的情感，以致患上重度忧郁症企图自杀；刘静和丈夫、孩子共同面对突如其来的绝症，种种磨难，搁在任何一个家庭中，都不亚于一枚深水炸弹，处置不当，就会引发毁灭性灾难。习近平总书记说，“生活中并非到处都是莺歌燕舞、花团锦簇，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对这些现象不是不要反映，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要解决如何反映的问题，也就是创作者提升艺术能力的问题。

三是彰显大格调。沈从文曾经谈到小说《边城》的创作动机，他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小欢喜》某种意义上，也暗合了这种高尚的美学追求和自然格调。一方面，《小欢喜》是一部饶有趣味的电视剧，以黄磊为代表的戏骨与几个优秀青年演员大飙演技，让观众赞不绝口。特别是林磊儿醉酒、童文洁母子的数次交锋、方一凡与乔英子的疑似早恋等剧情，让观众捧腹。“趣味”是与人物形象紧密关联的，它是一种情感态度，在艺术创作中，人物形象越丰满，“趣味性”就越强。另一方面，全剧给我印象最深的片段是“丁一的坠楼自杀”，它直接诱发了乔英子的抑郁和离家出走，这让原本还算轻盈的剧情突然沉重起来。由于表达得克制，反而使剧情获得了张力。钱锺书先生在《谈快乐》中有这样的句子——“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不知道《小欢喜》有没有这样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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