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龙继续表达 | 专访

艺术是个天生的哑巴,你必须想出办法说话。

作者 | 张一童

采访 | 张一童 王亦璇

《明日之子乐团季》第一次淘汰录制的休息时间,梁龙和朴树在录制用的体育馆门口抽烟,“太虐了,这个环节让人高兴不起来的,拆散重组,对年轻人可能有点残忍。”

现实中,乐队的分分合合并不奇怪,有些因为音乐理念,有些因为利益纠纷,还有些可能仅仅是出于性格不合。梁龙的乐队也经历过多次变动,一度解散,2007年后,二手玫瑰才逐渐有了稳定的成员组成。

在综艺有限的录制周期里,离别的情绪被放大,对于尚且年轻的学员们而言,选择变得更沉重。但作为节目中的“教导主任”,也是拥有最多乐队经验的人,梁龙还感到了另外一丝忧虑:尽管已经经历了两次分合,进入四人分组的阶段,但这些个性鲜明的学员们似乎还没能弄明白乐团真正的意义。

“我们已经有了60天的工作量,但好像还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递进式的双向沟通,让他们在技能之外对乐团有更深刻的认知。”节目录制期间,梁龙特意准备了一堂小课,课上他播放了皇后乐队的传记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和学员们分享了自己对乐团的认知。

曾经用“不想被点评”拒绝其他节目,梁龙来到《明4》倒不是看中“教师团”的身份。他的初衷是希望能看到一群“真正的年轻人”,找到与年轻人接触和沟通的真实渠道,“不屑、尊重、幼稚、以为的成熟,我能听见他们的声音,这是我这次很大的体验,是我在生活中没有的机会。”

最初的体验源于自己的生活,后来梁龙也常通过一些方式去到学校和在校生交流。在近10年,这样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偶尔酒局上带来一个,或是你的歌迷,也和没见一样。”

他这个年纪的创作者似乎总是陷入同样的困境,在光芒万丈、艳光四射的登场后,人到中年突然就成了“哑巴”,出现了表达障碍,也没有了表达欲望,“有一天我站在马路上,突然感觉要晕倒,我对这个世界不懂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2007年,当代艺术拯救了在音乐创作上遇到瓶颈的梁龙,他找到了新的表达出口,并反哺给音乐。音乐之外,红和绿的经典配色,夸张的服饰,戏谑的舞台表达和扇子、手绢等代表意象,这些或来自乐队成员,或来自粉丝的,最初的无意识创造逐渐被赋予意义并固定下来,最终拼贴出一个完整的“二手玫瑰”。

2016年,和摩登天空的五年合约到期,梁龙没有选择再续约,而是自己开公司当起了老板。这也是梁龙最挣扎的一年,作为一支摇滚乐队,二手玫瑰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却再一次感到了自我的真空,“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这年1月,一场名为《允许部分艺术家先富起来》的多媒体交互展在798举办,梁龙联合了三十多名当代艺术家,以二手玫瑰为样本进行创作。梁龙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展现音乐之外,乐队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更多艺术可能性,“我希望二手玫瑰能成为一种音乐代表,一种文学代表,以至于一种美学代表。”

在当代艺术和音乐这两个他最感兴趣的领域,他试图找到融合的平衡点,将无意识的风格以更有控制力的体系输出。从个体走向公共,从一支乐队走向一个行业,探索能否以更好的方式记录和表现,实现艺术、社会与大众审美的融合。

2014年,两岸三地首届华人摇滚展在北京展出,之后,梁龙又连续办了五届《艺术唱片》系列展览(音乐人和艺术家的跨界合作)、《摇滚运动会》等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大多赔钱,却成为他个人成就感的重要来源。

他仍旧在探索新的表达可能,试图通过更丰富的方式重读过往经历,并发现其中与当下的共鸣。“我没有那么多积累空间,但可以把我看过的故事,有价值的东西用不同载体在不同时代呈现,这是我作为一个创作者的基本能力。”

电影是他即将尝试的方向,剧本已经写完,记录了20年前他还在东北当保安的一段往事,梁龙说这是一个跨时空的故事,“故事在过去,表达在当下。”2019年,梁龙先后接演了《回南天》和《思想没问题》两部电影。和过去人情式的客串不同,梁龙是两部电影里绝对的男一号,风格也更偏文艺片。“电影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挑战,我需要学习,去积累经验。”

拥有自己的公司和团队,梁龙必须考虑更多现实因素,承受商业压力。甚至,对于他想做的当代艺术和摇滚乐,流量、名声、钱都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过去一年他拍美妆vlog、做直播、上《吐槽大会》、和网红互动,在多个身份中切换,像个常规艺人一样跑行程。8月1日,南宁,梁龙作为主创出席了《回南天》在first电影节的首映。8月2日,他飞往上海,和《明4》的学员一起参加腾讯视频的招商会。8月3日又到无锡参加《明4》的录制。

在这些并不完全主动的行为里,梁龙却渐渐找到了一种“放松”的感觉。“我终于能一个人对着手机装疯卖傻了,这在以前,作为一个严肃艺术家,可能是我不能接受的。但现在慢慢感觉从形式上的放松,到了真的放松。”

对于与年轻人相处,或是在新时代鲜活表达这件事上,梁龙依然有着强烈的诉求,说着“我们这部分人很多都落伍了”,但提供的数据却是“二手是90后和00后粉丝增长最快的乐队”。

他愿意去体悟年轻人们的状态,董宝石、李雪琴、何教授、老四……梁龙走出他的艺术家圈子,认识更多网红。尽管有的时候他也会困惑,年轻人需要的表达到底是什么。二手玫瑰曾经被评价是一支“绵里藏针”的乐队,他刺痛过自己,刺痛过某种社会现实,也刺痛过某个具体的群体,但在当下这个人人“学得很轻松”的时代,“要么我们开始装严肃?”

“但至少会觉得你是个有趣的人,从有趣开始认识你这个人,再多聊聊天。”

正在张罗的“东北新浪潮”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展现他在当下的体悟和创作方法。

2019年,《野狼disco》的作者董宝石找到梁龙,和他商量“东北文艺复兴”的事。被无限拉近的时空里,互联网“消解”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消解”了故土的意义,却又连接和建立起新的意象共同体。随着《野狼disco》和班宇、双雪涛等东北作家在互联网的走红,以及短视频平台上一批东北网红的出现,这个概念开始被越来越多人提及,在演出风格、音乐色彩和美学设计上有着浓厚东北元素,梁龙和二手玫瑰也时常被划归其中。

跳出外界赋予东北的各种标签,他计划集结起各行各业一批在当代东北主题下有表达的人,呈现出一个更丰富、更立体的东北文化。

新的框架下,对于梁龙而言,艺术表达变得更“随心所欲”,“很多事从想象变成一种必须,肯定性和时效性变强了,节奏感也不一样了,特别明确自己要做什么。”

以下是《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和梁龙的部分对话整理:

《三声》:在淘汰录制现场是什么感觉?

梁龙:太虐了。每次这个环节都实在让人高兴不起来,因为毕竟是一个拆散重组的场面,尤其对于年轻人可能有点残忍。别说年轻人,我们这岁数这么干,可能都接不住。

说点犀利的话题,可能昨天到现场我才感觉到之前没太注意的一件事,我认为到现在为止他们还不太明白什么叫乐团。虽然分分合合两轮的,但依旧没有明白。这是比较客观说的,实话。我们还没有打开一个合理的递进式的对学生的双向沟通,虽然已经有60天的工作量了,但依旧没有让孩子在技艺和技能上对乐团有更深的理解。

任何一个乐队都有矛盾,只是他的矛盾范围有多大,会不会影响到最后这个乐队存在的价值,这是一个大方向。国外很多经典乐队不是也谈崩过,最后又号称懂得了本我,重新走到一起。

《三声》:二手玫瑰也经历过很多次变动,包括2007年之后,乐队停滞再重启的过程中,你的个人精力有很大一部分转向了当代艺术。

梁龙:对于当时的我,我在音乐里没有要表达的东西了,我只能找新的方式和手段。

你发现中国艺术家人到中年都会有一种哑口的感觉,开始绚丽四射,到了第二张专辑,或是第二笔画的时候就陷入停滞。因为在我们的大环境下,六七十年代的这批艺术家,他们的社会学表达是不完整的,没有持续表达的能力。他们的时代记忆很深,读和写的内容都很明确,但时代的裂层变化又太快了,再加上创作者的通病,我也没能摆脱。就像王朔小说里写的,有一天我站在马路上,突然感觉要晕倒,因为对这个世界不懂,我不知道说些什么。

很幸运那时候我遇到了当代艺术,当代艺术不像能说出的话,能唱出的歌那样直观,但是可以表现出更深邃的东西。我最早做摄影,后来做综合材料、装置,包括影像,慢慢找新的表达方法。

《三声》:2016年和摩登天空合约到期,有了自己的公司,对你和乐队的艺术表达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阶段。

梁龙:这其实是我最挣扎的时候,再一次出现了自我的真空,感觉你所谓的理想达成了,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那个时候开始从个人表达走向公众表达,我发现我可以做一些公共的事,发现我可以去和一个文化层发生关系。做了《两岸三地华人摇滚展》,后来又做了《摇滚运动会》、《艺术唱片》系列展览(音乐人和艺术家的跨界合作),从我看世界,到我们一起看世界,聊世界,虽然赔得叮当响,但是挽救了我个人的存在。

《摇滚运动会》

从个人状态上来说,也更有把控力了,我用多少精力做艺术,用多少精力做音乐,艺术和音乐之间要不要有互动,掌控力更强了,尤其在离开摩登之后。

当初,我重新捡起乐队的一个很重要理由是,我希望这个乐队进入到艺术品的状态。最初我们什么都没有,表演都靠哥几个吹牛吹出来,后来有了专业的服装设计师,和真正的艺术家合作舞美,包括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开发,希望“二手”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品。

《三声》:从一支摇滚乐队到一种美学概念,从无意识的风格到有体系的创造,是怎么慢慢做到这一点?

梁龙:我们以二手玫瑰为样本做过艺术展,其实并不是展现二手玫瑰的历史,而是呈现一种乐队文化的艺术可能性。那次的展里我们分了4、5个板块,有舞台板块、多媒体板块、艺术产品板块等等,为了让很多人包括很多乐队看到,一个经典乐队或者一个有文化内核的乐队是可以拆解出很多内容,而不仅仅是舞台上的表现。

从意识到什么是我的颜色,二手玫瑰的颜色,到把它植入到我们的服饰、舞台美学、多媒体内容里,再到呈现出新的可能,我们希望二手玫瑰能够成为一种美学定义,一种音乐代表,一种文学代表,会有很多合并同类项的乐队。走进中国摇滚史容易,走进中国文化史很难,我们希望“二手”是可以走进中国文化史的乐队,成为一种时代风格的参考,一种时代语言的参考。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你如何去记录,这其实回到了2007年我最初做艺术唱片的时候,我要用什么方式去记录这个时代有价值的艺术家和音乐人,不是野史、传奇、娱乐新闻,而是真正记录他们给这个时代带来什么影响,带来什么颜色,这个颜色要从什么角度解读,用什么样的艺术平台承载,并且让它走向公共,这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项目。

《三声》:“东北文艺复兴”接近这样的感觉吗?

梁龙:最开始宝石(董宝石)找到我,他的初心非常纯粹和干净,他想让大家看到一个更明确,更当代的东北。

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原本计划是找十个歌手,但是我现在的想法是找不同领域的人,可能是文学,可能是美术,也可能是音乐,找十个在这个领域有当代东北主题表达的人,让大家看到一个更丰富,更立体的东北文化现象。我们也不能代表全部,只能代表我们的行业。

《三声》:从摇滚乐,到当代艺术,艺术平台,电影,表达载体一直在变化,表达诉求发生过变化吗?

梁龙:有一个我们公号的宣传负责人跟了我很久,我也会问他你对二手的兴趣为什么会这么长,我给你的待遇也不多。他说因为你最早打动我的就是底层表达,我这样的底层小市民感觉在你们这儿得到了尊重。

到了一定阶段,我离开地下室,有人请你去酒吧,你也能见到明星,圈层变化了,再写地下室的那些事好像也有些矫情,因为你已经脱离那种生活。第二张专辑《娱乐江湖》被骂的很惨,但是那时候我确实是娱乐江湖,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啥,写“两只小蜜蜂,飞在花丛中,飞来又飞去”,没有记忆也成了一种记忆。

对我来说,第一张专辑可能浓缩了青年时代,我对摇滚乐的爱好,以及自己对生活残酷的理解和表达。之后的三张专辑,都阶段性地表达了我积累的一段生活。但我不能永远去积累,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含金量,你的生活会越变越简单,最多说,比如我来《明日之子乐团季》,看到年轻人,看到新的对话语境,找自己的生活状态。

遇到当代艺术,你的表达有了更立体的方式,也不用再局限于一个阶层,或者地域,阶层、地域是我们对时代、对社会的体悟,现在渐渐变成对人性的体悟,还是那句话, 你一个人也没有时间体验所有东西。在我们这个年龄,这个精力,只能靠我们的经验判断,找到相对准确的层面,去了解和获取一些东西,再做一个尽量有点价值的表达。

我为什么要搞艺术,为什么下一步要拍电影,因为我要重新解读我曾经说过的话。第一张专辑说的是那十年,再用电影演绎那十年,但是不同的时空表达,用更当代、更当下的语言做一样的东西。这是我的选择,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积累空间,但我可以把我看到的故事,有价值的东西,用不同载体在不同的时代呈现,这是我作为创作者的一个基本能力,也就这样了。

《三声》:过去大家认为艺术家要有假想敌,艺术表达才有力量,你的假想敌变过吗?它跟得上这个时代吗?

梁龙:我的假想敌其实一直没成立过。在最初那个稚嫩的年代,和所有的摇滚乐手一样,我对一些社会现象不满,觉得中国的文化不受尊重,促使我表达。

渐渐的,一些老炮说二手玫瑰是一个绵里藏针的乐队,看着像一块棉花,但是总能有刺痛你的东西,那时候找到了表达欲,也找到了表达方式,但我扎的是谁呢?其实也想过很多,也扎过艺术家,《允许部分艺术家先富起来》调侃了很多,那会儿是反专业性的。当时喜欢二手的人里,有特别极端的一部分其实是那些很资深的专业院校教授,他们做了一辈子的专业音乐,教了一堆专业的音乐人,却会喜欢二手玫瑰。

现在都学得很轻松,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要么我们开始装严肃?一批人都很困惑。

我也不敢说现在的年轻人这个时候应该找什么样的力量,找所谓的假想敌。社会变化太快了,我也稀里糊涂的。所以这次来,也是我看年轻人,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他们的力量应该在哪里?这个年代的假想敌应该是什么?我不敢说结果,只是在体验他们的状态。

但很残忍的说,我们这一层的原创音乐人很快就被时代淘汰了,这种淘汰其实已经开始了,只是他们还没准备好。

《三声》:二手会被淘汰吗?你们在艺术上还能继续往前走吗?

梁龙:我们完全没有问题,这个完全是可以自吹自擂的。

因为我在不同的多样的艺术层面得到感知,回馈给我的就是如何在这个时代更鲜活地表达自己。虽然能不能写出来,能不能写好,是下一步,但是我认为我们的乐队是有迎接新时代的基础的。我们还会受到90后、00后的欢迎,前两年的后台数据,我们是90后和00后粉丝增长速度最快的乐队。虽然他们可能不听我的歌了,不看我的歌词写了什么了,可是觉得我有趣。这个时代可能我们先从有趣开始,了解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再多聊聊天,相识相知再相恋。

我来这里(《明4》)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没有机会一次性接触这么多年轻人,是真的年轻人。以前偶尔喝酒带来一个年轻人,见面还是你的歌迷,也不太敢说话。和这些孩子,我们没熟之前,他也会把你当做老师,后来当做一个普通朋友,我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对我们的不屑或是尊重,他们的幼稚,以及自认为的成熟,这是这次我很大的体验,也是我来这里能达到的目的。

《三声》:2019年以来,拍美妆vlog,做直播,上综艺,你做了很多以前没做的事,你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也接触了很多年轻人,甚至是网红,他们带给你什么样的体验?

梁龙:放松。我原本不是一个放松的人。拍vlog、做直播,如果没有去年这些所谓的破圈事件,我也不一定能决定来《明日之子乐团季》。因为做了一件很被动,或者说不是太主动的事情,突然发现你获得了一种放松的体验。我终于能一个人对着手机“装疯卖傻”了,这在过去,作为一个严肃艺术家,我是不能接受的。现在做直播,不管好坏,我每一条留言都看。

慢慢感觉自己从形式上的放松到了真的放松,做很多事情也更加随心所欲了。我以前想拍电影,只是感觉是一个计划,但现在从想象成为了一种必须,你想做了就要去做,你对这件事有价值判断,觉得它值得做,为什么不去做呢,你对一件事的肯定性和时效性变强了,节奏感也不一样了,特别明确自己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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