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李骏 | 《长安道》是我对男权社会的挑战和反抗

10月25日，在这个秋冬交替的节气里，小编终于看到了这部早在8月初就在业内备受期待的片子——《长安道》。期待的原因很简单，第一个，卡司。范伟、宋洋、焦俊艳、陈数，这四张面孔出现在一部电影的海报上，你很难有不想看的冲动，因为海报的后面刻着四个字——演技保证，更重要的，这可是范伟在《不成问题的问题》拿了金马影帝后，接的第一部作品。第二个，导演李骏。可能有人会这么问，李骏，谁？关注电影的观众，可能对他不熟悉。但关注电视剧的观众，对他的作品，一定不陌生。《零距离》《落地，请开手机》《青瓷》《和平饭店》这些优质且收视率颇高的作品，就出自他手，他那部在90年代初拍摄的《情陷上海滩》，至今在以苛刻著称的豆瓣平台，仍保持着8.9的高分。一个在电视剧领域有着优异成绩的导演，是否能在电影领域做出同样优秀的作品，这自然是吸引我的地方，因为从他第一部电影试水作品《惊天大逆转》来反推，《长安道》值得期待。再者，李骏和王小帅、娄烨同为北电导演系85级的毕业生，只不过大部分时间，对他的认识，属于只闻作品，不见其人。《长安道》怎么样？它符合小编的预期，但同时又让我产生很多知识和人性层面上，以及创作上的困惑不解，带着这些不解，我们找到了解铃人，导演李骏。在发布会的采访间里，一个小时的采访，我们把所有问题都认真地聊了聊，包括对我们对范伟的粉丝滤镜，对电影里的精彩瞬间，以及他拍戏的秘籍。

一：整体的精英教育、知识分子教育，其实一直在教的就是爱自己。

小编：咱从一开始说吧，剧本是源自海岩老师的小说《长安盗》，小说什么地方吸引您想把它进行影像化？李骏：小说有两个地方让我觉得有兴趣，一个是武惠妃石椁被盗这个案子本身带出来的这一段历史，而历史跟今天又是惊人的相似，不管什么时期，历史为什么永远在重复着。小说原本的故事跟这段历史坦率地说没有那么的相似，但是现在我们改得很接近，就是非常相似。第二个是关于一个父亲为什么会杀死自己的女儿，在这样的人物关系下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结果。小编：这种事情可能发生吗？或者它投射在现实里的概率能有多少？李骏：我相信这样的事比较少，但是一定会发生，所以我会有兴趣去探究。就是什么逻辑下会发生这种让人无法接受的悲剧，这是我看到原著的时候感触最深的，因为如果说艺术源于生活，那我觉得需要有个能够去找寻找这些答案的可能性的机会。小编：您对历史、过去发生的事情，以及人性的不可猜测、不可考验，是否有天然的迷恋？李骏：它们其实是一个问题，我不算是一个对过去或者历史特别有兴趣，会花长时间去研究的人，坦率地说，有关中国的历史，都是在我学生时代阅读完成的，反而大了以后很少。我会阅读它们的原因在于人存在于这个世上会因为什么，而做出什么样的行为而好奇。历史上父亲杀自己的孩子，或者说帝王为了稳固皇权牺牲自己的子嗣，这种事情不胜枚举。不光咱们国家的历史，全世界都一样，因为人类毕竟是同一物种，至今仍没有说哪个人种进化到了与其他人种完全不同的种类。所以，在现在的状态下，和平时代里会不会有这种悲剧发生呢？会，依然会。而这个本身源自什么？小编：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今天是个法制社会，人在想做任何一件法律不允许的事情的时候，都会有所顾虑。他敢犯罪，同样他也害怕被惩罚。害怕就是因为人是一个特别需要心安理得的物种，当他面对自我的时候，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合理化，就万正纲对自己女儿见死不救这个事情，在今天社会下，从您的角度来看它成立的逻辑在哪？李骏：万正纲为什么会对自己的女儿见死不救，这个选择其实不复杂。因为整体的精英教育、知识分子教育，其实一直在教化的就是爱自己。你看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所有的知识分子，所有的教育，就是告诉大家我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摆脱不了的人性，哪怕是血缘关系，都撼动不了这样的人性。其实你看宋洋饰演的邵宽城，他其实就是年轻的万正纲，可是最终，他选择了另外一种人生和做了另外一种价值观的选择。为什么他这么做，因为我把希望给予和寄托给了这个人物，我希望年轻人的未来不再重蹈覆辙，这就是我个人对知识分子式教育体系以及历史教训的认识。小编：这种认识从什么时候产生的？李骏：我想这个很早了，我出生在一个非常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中，我的成长环境让我对主观世界的建立和客观世界的认识，以及自我的认知，形成了这种对人性的好奇，我想知道，人性挖掘到心底，最后能看到什么？

二：《长安道》是我对男权社会的挑战和反抗。

小编：回到电影本身，范伟老师片尾有一场彩蛋？这个彩蛋的设计逻辑是什么？李骏：我是这样思考的，他是一个高知分子，尽管他做出了那样一个行为和抉择，但他内心是极度痛苦的，所以对他自己而言，他必须有一个自圆其说的说法去支撑自己的逻辑，不管这个逻辑是否自洽，但这是他内心的出发点。就像你说的，人是一个特别需要心安理得的物种，当他面对自我的时候，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合理化。小编：但自我合理化这件事情，同时也意味着人性堕落。它把对人对自己灵魂要坦诚这件事情，变得很荒谬。李骏：是的，你想当万正纲处在这个事情的崩溃边缘的时候，他必须要抓到最后一丝救命稻草来面对自己的灵魂，知识分子总是要去审视自己的灵魂，这也是他们的痛苦。他们一边清高地告诉自己说，知识是最重要的，其他都不重要，一边又会需求着很多的满足，比如说对名利、对欲望，对所谓爱的占有等等都是。小编：所以这个故事将大家搁置在一个非常极致，非常自私的男权状态下呈现了。当然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所以，这是您对男权社会的一种反抗和挑战吗？李骏：对，不止是中国，今天掌控全世界的依然是男权。更具象一点，即便像林白玉，赵红雨这样非常自我，非常独立，同时那么坚韧的女性，依然摆脱不了被男性所代表的整个权力体系所左右的命运。所以，女性的地位改变了什么？但我很高兴地看到女性正在不断地发声，这也是我所有的作品里，都会把女性塑造得非常地坚强，非常地有力量的一个重要原因。林白玉为什么有一个设计是射击选手的出身，因为枪就是她的符号，这个枪在原小说里跟她毫无关系，跟林白玉没有任何关系。小编：电影中的人物关系和文戏的处理，以及叙事节奏的快慢，是怎么把控的？有没有想过，哪些部分的人物关系处理，以及文戏设计的比重，对叙事节奏的影响？李骏：我懂你的意思，如果按照一个纯粹的类型片，那很多地方其实可以省略掉，因为它跟悬疑的那个部分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我们当时不是按照纯粹的类型片或者所谓的悬疑题材来做的，否则，上面咱俩聊的那些思考就不存在了。因为我一直的理解是，不管是什么主题和题材，电影到最后拍的都是人和情绪以及表达。那这个片子里所有的类型片元素，都是为了人物在服务。但同时，这又是一个作者电影，它肯定有我想表达的部分，所以我需要让自己的表达找到有效，且能让观众接受的传播方式。小编：有担心自己的表达，得不到观众的认同吗？李骏：不，我觉得只要他们自己去做抉择就好，喜欢与否都好。因为作为一个创作者，我抵触说我要花钱进电影院去接受你的教育，或者你的想法。何必呢？我非要你来告诉我，人生是什么样？作者电影可以做自我表达，但别那么的个人化，更多的观众花钱进电影院，是想来获得一些娱乐、刺激、惊喜，或者轻松的感觉。至少你要让他们看到一个有趣的故事，这对观众，对自己，甚至对投钱给你拍电影的人，才是公平的。其次才是你有多少表达能被观众看到，能被接受和感知到，不然我何必要拍一部院线电影，没必要。小编：当然，电影从某种角度上讲，它不应该是个人化的东西，它可以讲信念和希望，但还得是非常普世的。李骏：对，像我这样的导演，是随时会把剧本改掉的。我看剧本只看这场戏的目的和重心， 是要讲什么，然后我知道我要完成什么。小编：宋洋和焦俊艳的感情支线，创作时是怎么想的？理论上其实可以不用设计这条线。李骏：就像我刚说的重心，电影的重心是关于这几个人物的，而人物要靠感情来呈现。其实宋洋的角色被忽略了很多。当然这和我有关系，我们删掉了一些宋洋的戏份，导致你看的时候，他的那条线理解上会浅一些。其实邵宽城这个角色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他就是一个年轻的万正纲。首先他是个警察，但内心也是个知识分子，有理想主义的人。他做警察的同时还想着创业，说明他一直摇摆在自己的职业以及从现实考虑什么才是有出息的工作中，这其中就包括情感。电影里有一场戏你应该记得，他的女朋友问他说：“这个叫赵红雨的人对你这么重要吗？”然后他的回答是：“她替我死了，你说她重不重要？”请注意，这是男性视角上，另一个女人替我去死了，所有的重心都是我。所以他的女朋友告诉他说：“为你去死，我可做不到。”这就是我的电影在给这样的男性一嘴巴。你说这个里边他和赵红雨会不会有特殊感情，他会的。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就是大多数男性吃着碗里会看着锅里，这是一个本性，所以这个线是很重要的。

三：表演去演对一个人物的理解？还是去演成为这个人的过程？

小编：四个主演在里面呈现了四种不同的表演状态，比如范伟在演万正纲之所以是万正纲的这个过程，宋洋和焦俊艳在演他们对这个人物的理解，而陈数演的是人是否可以彻底阴暗？您是怎么看待这几种不同的表演方式的？李骏：你看得很准确，不同的原因是他们的人物的出发点不同。两位年轻人要演理解的角度是因为他们从故事的开始，他们的人物就是带着非常强的目的性进来的。而范伟老师演的人物对自己其实不明确，他是个被动的人，被动地接受着女儿回来了，被动的在生活里无奈着。一方面得享受着老婆给自己带来的名利，一方面得忍受着老婆实际上是出轨的，这是他这种知识分子的两面性。他认为自己为了爱而付出了某种东西，但这是他在那个位置上给自己营造的假象，所以当这个东西被炸碎的时候，迎来了最后他突然面对的某一个他所不能接受的结果。然后，内心里最阴暗的东西就出来了，所以这就是这个人物最后出来的这个过程。小编：那宋洋和焦俊艳呢？李骏：宋洋的表演，你会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他这个角色对自己的未来的怀疑，以及不安。小焦她的这个角色在她的这个年龄里要呈现出来非常难，但后来事实证明了，一场戏就够了，就是到她要面临死亡的时候，我每次看到那个镜头都会被她打动，我觉得一个好的演员能够做得到，能够演出在这个年龄的生活积淀。数姐的角色又不一样，我不得不要让她呈现出一个大多数观众都能理解的“坏人”。我们的确设计了一些场景，为的就是体现出这个人物的阴暗，但是我希望她在演的时候不这么想，而是要理直气壮的演这个大家所谓的“坏”，因为她这个角色需要理直气壮的存在。你想，她也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年轻的时候爱上一个有妇之夫，但万正纲吸引她的地方是什么？不是什么地位，不是什么样貌，因为这些在她看上万正纲的时候，就没有，她看上的是他的学识和才华，她是被这些东西吸引的。所以林白玉是一个文艺青年，是一个敢于让自己去争斗，甚至不以小三为耻的人，那就是爱情啊。所以陈数既要演出一点点被标签化和概念化的东西，同时她还得是一个你真正在生活中能听说，能见到的那种女性。小编：这个度很难，因为如果这个角色坏的彻底，完全的符号化，那就不好看了？李骏：对，她就不是符号化的坏。因为这个电影我刚说它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戏，所以我给予这些人物的个性要在生活中尽量是可能存在的，这是对海岩小说里相对变化最大的一部分。因为原本小说里相对来讲，是为了以案件为主来去设置人物。所以现在最大的改变，其实是我们把这些人物回归到生活里非常现实的人。然后来看会不会同样发生？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的兴趣点，我想看真实生活里的人，会不会因为这些悲剧发生这样的裂变？当然，我们在剧作过程里，一直在不断地修正、探究。最后我们找到，我们很理直气壮地说，一定会发生这样的裂变。

四：小编：我的作品，永远没有保一条。

小编：从电视剧到电影，创作中您给自己总结过自己的作品特质？李骏：我觉得我的特质是力量， 我拍过各种各样的类型，我一直标榜自己是职业导演。从我在北京电影学院到我导演系毕业以后，以及1995年我拍第一部作品就是如此。一开始接触到了电视剧，说实话是不懂的。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没有学过这个载体，包括这种叙事的要点是什么？后来我离开了这个行业很多很多年，在2002年以后我才开始因为很偶然的机会回来重新作为导演。开始我接触了很多电视剧，我觉得我是从开始的不懂到逐步逐步在理解这个方式。也就是说这种电视剧它特有的一些技术含量和它的一些短板长板，以及优势劣势的一些东西，让我逐步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了很多的技巧。这个技巧本身跟电影是一样的，比如在电视剧中，我在20集的拍摄中，所有的镜头都在斯坦利康上完成，那我对斯坦利康的理解，可能就会比其他人多。这是技术上的，还比如说，类似于像《和平饭店》这样的作品，如何控制这个节奏和叙事重点，每一次都会有一些新东西出现。但是在我所有的戏当中，我会把自我放在10%以内进行一个表达，这个自我是不变的，就是我喜欢有力量的东西。所以我不管是爱情戏，还是悬疑戏，甚至我刚刚拍了个美食的戏，我都会最后表达某种力量，在情节传递某种非常强硬的态度。小编：创作载体的跳跃，等于您的创作一直不存在什么安全区？李骏：我理解，坦率的讲，我不太在意所谓的创作安全区。我只看故事本身能不能吸引我，哪怕明显对我很困难的题材，如果有吸引力我会想试试。比如我刚刚拍了一部电视剧，叫《舌尖上的心跳》，是一个接近于偶像剧似的，但是是以美食为主的，如何让这样的题材变有意思，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电影和电视剧两者之间只取决于这个故事的容量和方式，以及到达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小编：现在是您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还是说之前某个时期是您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李骏: 我觉得这十年来讲，创作的动力是持续渐渐的。因为我本身不属于每天都想要拍戏的人，我比较注重我自己的生活，我可能会花很长的时间在去旅行、去观察生活。这个节奏好像我一直是差不多的，没有太大的变化，或者强烈度也好。小编：这个电影里，哪场戏NG最多？李骏：其实我的戏很多都是拍一遍，每个导演的拍摄方式不一样。比如有的导演为求最好，会榨干演员的表演状态，但我习惯了先榨干自己。我会把全部倾注在就那一遍里，所有东西我都给你想好了，布置好了。所以，我在拍戏的时候，什么所谓的纯粹的镜头美感，所谓的那些调度全然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把机器准确地搁在那个位置上去，准确地记录下演员的状态。当然这个相互间需要很大的信念感，就是那一瞬间。所以，我从来没有保一条这个说法。之前我在韩国拍《惊天大逆转》的时候，李政宰就特别感慨，他跟我们的制片人安东奎，就是《黄海》那个制片人说：“为什么人家可以就拍一条，然后出来的结果是一样是这么好的。”因为如果是在韩国，至少是要100个工作日到110个工作日。那我们实际上拍了65个工作日，刨掉休息天一起。保一条没问题，但是我心里很清楚，演员他是人，虽然他可以很职业，可每一次再来一条的时候，对不起，都是在榨干他们的情绪和状态，你其实你明白，最后你要的就是他的第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