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创作谈：在笑声中透视人生

源丨文艺报1949   文丨刘平

近年来，我发现无论在喜剧创作者、研究者还是观众中，“新时代喜剧的传承和创新”这个议题都在引发着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思考。我曾在一些场合听到喜剧爱好者交流过对喜剧的看法，他们有的认为“喜剧应该是现场看着开心，看后留有回味的”，有的提出“喜剧应给人生带来动力”，有的说“喜剧是笑中带泪，悲喜融合的”，还有人表示，“喜剧应给人带来热情和精神力量”。观众们的这些看法与我如出一辙。

首先，来谈谈我心目中的喜剧。我认为喜剧不管写什么，用什么方法写，首要得有生活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和艺术审美的趣味，要努力实现“在笑声中透视人生”的目的，否则，就不算真正的喜剧，更不会是好喜剧。现在有些人写喜剧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多演出多卖钱。问题是不少喜剧创作者既无生活积淀，又无理论修养和文化积累，还不肯下功夫读书学习，水平不够却要“硬上弓”，怎么办？于是他们就用了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即以所谓的“恶搞”去招徕观众，或是借用民间说唱艺术中的某些手法去搞“文字游戏”，刻意制造“笑料”，为作品添加“佐料”，又或是在舞台上无节制地“洒狗血”、胡编乱造、随意“穿越”、张冠李戴……这些低级的“搞笑”与廉价的“媚俗”，既没有生活土壤的滋润，也缺乏生活况味、人生价值等意义的提炼升华，让不少观众误以为这就是喜剧。鲁迅曾说：“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这里的“撕破”即是为引起人们对“无价值”行为的“警醒”。18世纪的意大利喜剧家哥尔多尼认为，“喜剧的发明，原是为了根除社会罪恶，使坏习惯显得可笑。”19世纪的英国作家梅瑞狄斯也说，“喜剧应强调有深意的笑，通过这种笑来启发心灵，提高感情，从而克服野蛮、愚昧，在社会生活中起‘良好’作用”。他还说，“当喜剧的目的只是引人发笑的时候，就没有人再去关心它了。因为以引人发笑为借口，它就容许最高度的、最喧嚣的瞎胡闹的事情”（《喜剧剧院》）。也就是说，喜剧倘若离开了“艺术”创作的轨道，就难免会降级为“杂耍”和“瞎胡闹”了。观众喜欢喜剧，生活需要笑声。从这点上说，喜剧在整个戏剧创作中的分量是极重的。但当前我们的喜剧创作却远远“供不应求”。新创剧目少，优秀剧目就更少，在如此环境下如何更好满足观众的艺术审美需求，就喜剧的创作而言，未来我们还需更积极去推动。 

接下来说说我喜欢的喜剧。今年我观看的《那拉提恋歌》《我这一辈子》《乌鸦与麻雀》《隐婚男女》《鸟人》以及戏曲《春草闯堂》《杨三姐告状》《狮吼记》等作品，我都比较喜欢。在歌颂型喜剧《那拉提恋歌》中，编剧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设置反面人物，而是用误会和善意的谎言去构建喜剧情境，勾连人物关系，在喜剧效果中彰显出了人物的高尚品德。对于剧中主人公、援疆医生刘海亮的塑造，编剧没有通过直接描写人物模范事迹的方法，而是通过其周围人的语言、行动来侧面书写和烘托。比如刘海亮身边的三个助手通过假装打架来缠住刘主任的妻子，以挽救主任的婚姻；智者阿萨提大叔更是给小姨子阿丽玛出主意，让她假装去爱刘主任以引起其妻的嫉妒，让她不再提离婚……这些人为什么甘愿如此“牺牲”？正如阿萨提大叔所说，刘主任治好了那么多人，给新疆人民带来了福音。如是，编剧以小人物的点滴言行完成了对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全剧结尾处还借用了戏曲《三岔口》中的手法，解疑释惑的同时圆满结尾，让观众看得开心看得满意，笑声充盈着整个剧场。

话剧《我这一辈子》剧照话剧《我这一辈子》透过一个小人物凄凉生活经历为旧时代塑影。滑稽戏《乌鸦与麻雀》通过真实描写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区分崩离析的黑暗景象，批判了剧中“乌鸦”——国民党国防部侯科长依仗权势霸占民宅、欺压住户的嚣张行径，赞颂了无权无势的小“麻雀”们的智慧与抗争。创作于20年前的京剧剧目《春草闯堂》以婢女春草的机智勇敢、义士薛玫庭的敢作敢为，反衬出吴母杨夫人、知府胡进等人仗势欺人的丑恶嘴脸，喜剧效果强烈。评剧《杨三姐告状》中杨三姐为姐姐伸冤报仇的果敢行为，同那些害人者的虚伪嘴脸也形成了鲜明对比，有力鞭挞了旧社会中富人仗势欺压百姓的丑恶现象。正如莫里哀所说，“恶习变成人人的笑柄，对恶习就是最大的致命打击”，这些作品皆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创作理念。 

话剧《一只马蜂》剧照

我认为喜剧创作要发展，首要问题在于传承。我们中国戏曲中就有不少经典作品，如《徐九经升官记》《七品芝麻官》《连升三级》等，这些作品描写小人物的正直、机智与敢于担当，讽刺不学无术者的投机钻营、惟利是图等，在创作上有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中国话剧史上也有不少代表性的喜剧作品。如丁西林的《一只马蜂》《三块钱国币》，陈白尘的《升官图》《岁寒图》《群魔乱舞》《乌鸦与麻雀》，杨绛的《称心如意》《弄假成真》等。新时期以来，编剧王宝社的作品《托儿》《独生子当兵》等也都不错。还有如《隐婚男女》《独自温暖》《刘真来啦》这些作品，我认为也都可圈可点。这些喜剧不以“咯吱人”的方式来“逗笑”观众，而是力图让人们能发自情感深处地“会心一笑”。

音乐剧《隐婚男女》剧照综观这些作品，丁西林、杨绛的喜剧讽刺、嘲笑的是生活中一些反常理的现象；陈白尘的喜剧批判社会黑暗现象，抨击惟利是图的无耻恶习；王宝社的喜剧多为性格喜剧，尤其是他的“独生子女题材”剧作，对年轻人的成长具有警示和教育意义。音乐剧《隐婚男女》中，当误会解除、真相大白时，观众能感受到剧中人情感的沟通与心灵的交融。话剧《独自温暖》《刘真来啦》通过人物间那种“针尖对麦芒”的性格矛盾产生喜剧效果，当矛盾消融时，一种“水到渠成”的快慰感油然而生……这些作品用“笑”娱乐观众，用“笑”治愈人们的精神创伤，能引发观众对生活、人生与成长的种种思考，可谓寓教于乐。果戈理曾说：“笑这个东西要比人们所想象的重要得多，深刻得多。这个笑不是那种出于一时冲动和喜怒无常的性格的笑，同样也不是那种专门供人消遣的轻松的笑；这是另一种笑，它完全出于人的明朗的本性……它能够使事物深化，使可能被人疏忽的东西鲜明地表现出来，没有笑的源泉的渗透力，生活的无聊和空虚便不能振聋发聩。”对此，我深以为然。（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9年10月18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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