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攀登者》出品人任仲伦: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我们必须赢

随着国庆节的临近,《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中国机长》三部将在国庆档上映的影片已吊足了市场的胃口。

对于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任仲伦而言,《攀登者》更是意义非凡,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也是隶属于上影集团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七十岁生日。“此时此刻,上影需要有一部有国家意义的扛鼎之作。”

去年刚接到《攀登者》的拍摄任务时,“压力山大”的任仲伦说了三句话:“按常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我们必须赢;困难将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必须战胜困难而不是被困难所战胜。”

9月上旬,这部集结了吴京、章子怡、张译、胡歌、井柏然等众多明星的冒险动作大片《攀登者》已如期制作完成,该片取材于中国登山队两次登顶珠峰的真实历史事件,讲述了完成人类首次北坡登顶珠峰的故事。

图片来源:片方供图

“自开启预售以来,《攀登者》预售票第一、想看人数第一、预排片第一,构成了大片气象。当然我们希望能笑到最后。”任仲伦在接受每经影视(meijingyingshi)记者专访时表示。据猫眼数据,截至9月27日上午,《攀登者》预售票房已达9592万。

吴京的三级跳远,

第三跳能跳多远

作为78级的大学生,在大学念书期间,任仲伦读到罗曼·罗兰给《贝多芬传》写的一句话,四十年来一直影响着他。“罗曼·罗兰写道,‘德意志民族沉浸在小智小慧中太久了,我们需要打开窗户呼吸一下英雄的气息’,我相信我们的这部《攀登者》也是打开窗户,让我们呼吸一下我们共和国英雄的气息。”

“在这个时间点上,用电影塑造一种攀登的形象,我们觉得是有时代意义的。《攀登者》从题材到内涵,都特别能体现共和国最重要的精神——攀登精神。在重要的历史节点勇于担当、勇于攀登,这也是我们上影七十年一脉相承的宝贵精神。”任仲伦说。

任务艰巨、挑战巨大。目前影片定剪结束、进入宣发期,再回过头去看《攀登者》整个制作过程,任仲伦笑称是“三座大山”摆在面前。

《攀登者》北京首映礼  图片来源:片方供图

首当其冲的,就是时间紧张。从接到任务到影片上映仅一年多的时间,而电影必须按自身的创作规律、工业规律去做,制作周期、特技特效等环节时间都是锁定的,时间再紧也必须尊重这些规律。

今年3月每经记者曾探班《攀登者》拍摄现场,导演李仁港也曾表示:“老天在跟我排时间表,为了让效果更逼真,很多镜头必须赶在去年12月到今年3月足够寒冷、雪未融化的时间拍摄完。”

 

《攀登者》出品人任仲伦(左)、监制徐克(中)、导演李仁港(右)

图片来源:片方提供

第二大压力是如何保障影片的品质。“这部影片毫无疑问是要体现主流价值、英雄本色,但我们要它在市场上取得观众的喜爱,就得为它找到合适的商业类型表达。而中国并没有同类的登山题材电影,需要我们去研究、创造全新的电影。所以我们对这部电影的艺术追求做了很艰难的思考和选择。”任仲伦说。

已有的西方登山题材电影,多为写实主义。《攀登者》找到一个突破口:东方叙事,融入冒险和动作的类型片元素。

《攀登者》预告片里,有一幕吴京手持两把冰凿飞跃一道山谷裂缝的画面。拍摄时,吴京问任仲伦:“怎么解释这个飞过去?”任仲伦对吴京讲:“鲁迅笔下有一句,‘燕山雪花大如席’,这是艺术夸张。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就是荒唐了。有篇描写英国登山运动员马洛里的传记里写,在8000米的高峰上,一阵狂风袭来,他和伙伴像纸片一样被吹走了。这就说明8000米大风口的风是巨大的,你吴京一跃而起,应该就属于‘燕山雪花大如席’。”

每经记者(中)与任仲伦(左)、徐克(右)在珠峰大本营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宋红 摄

第三重压力,来自于投入和产出。“要拍一个感天动地的大片,特效运用肯定比较多,没有大投资就完不成大片。市场的投入和产出当然也是很大压力。”任仲伦说,“在《攀登者》的拍摄过程中,传来《流浪地球》在今年春节档夺冠的好消息,吴京成为中国电影史上首个‘百亿票房先生’。《攀登者》能否接棒《战狼2》和《流浪地球》?吴京的三级跳远,第三跳能跳多远?大家都拭目以待,所以我们压力都挺大。”

《攀登者》合同里规定,

不允许转让份额

纵观近些年的国庆档和春节档,虽然都是七天假期,但国庆档的总量明显小了不少。整个电影市场在国庆档的首周最高票房纪录是29亿元,平均每年约20亿元,而春节档近五年首周票房能达到55亿至60亿元。可见同等时间的长假,电影市场总量还是有区别的。好在历年的经验显示,只要是好电影,票房就不会局限在首周,会向后面的时间延展。

今年国庆档的三部种子选手《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中国机长》,都是主旋律献礼大片,每部影片背后都汇聚了数十家联合出品方,对于各部影片的主投主控方而言,当然是既有合作、亦有竞争。激烈的竞争中,《攀登者》胜算几何?

《攀登者》北京首映礼  图片来源:片方供图

“从共性角度讲,在特定历史时刻,三部影片都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但又各自不同,《我和我的祖国》,更多的是一种民间性,从小人物的角度,看共和国的七个瞬间。《中国机长》是灾难片的类型,《攀登者》是冒险片的类型。三者有共性,但又能满足不同的观众喜好。”任仲伦说,“我们对《攀登者》本身的艺术品质、艺术水准有信心,它又与建国七十年的大背景相契合。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对它的票房前景充满自信。”

当谈到《攀登者》的投资方组成时,任仲伦表示,上影集团是该片的唯一出品方,其他二十多家都是联合出品方。“我们聚集的合作力量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主创,他们对这部电影有信心,也进行了一些投资;第二个方面是业界的合作公司,搞发行的、搞宣传的;第三就是院线终端平台。”

《攀登者》北京首映礼  图片来源:片方供图

几个月前,在上影还未对外开放投资时,网上就大肆流传着“能搞到《攀登者》投资份额”的虚假信息。虽然是不实传闻,但也让任仲伦警醒和反思。

“前几年我们中国电影市场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价值虚高的泡沫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因为出现了大量不良炒作,大家把电影投资份额当成一种单纯逐利的金融产品倒来倒去,你溢价30%接到,倒手给下家溢价100%,可能一部明明三个多亿成本的电影倒手到后面翻成六个亿九个亿,接棒者的风险就被无限放大了。”

“即使美国的电影投资,也很少出现没有规矩的不良炒作。它的很多资金来自于业外资本,银行、基金,但不会让它无限膨胀,多次在金融市场上倒手、加杠杆,杠杆大得连地球都可以撬动了,那不行。不良炒作最终会扰乱电影的正常经济运行规则,最终影响到行业的正常回报。”

基于上述理性判断,任仲伦表示,《攀登者》在合同里就明确规定,不允许转让份额。“我们肯定追求市场回报,追求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统一,而且我们有信心肯定能做到。但我们不希望它变成一个投资炒作产品,而是希望它在电影市场里获得它应有的经济回报和价值。让所有投资者在正常的规则下得到正常的投资回报。”

延伸阅读:

与共和国同龄 

“我是看着上影厂电影长大的”就是对七十年上影最大的鼓励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旋律响起的时候,黑白影片《铁道游击队》浮现在眼前;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体育题材彩色影片《女篮五号》登上大银幕;反思“文革”的力作《芙蓉镇》,至今仍是“推动思想解放”的里程碑之作;如同一首清丽忧伤的散文诗,《城南旧事》是改革开放后首部获国际电影节大奖的中国电影……

不同年龄段的中国人,记忆里都存储着一段由上海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上影厂”)编织的光影回忆。也许一串音符、一段台词、一张剧照就能将它唤醒。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1949年11月,传承了上海电影优良传统和基础的上影厂成立。与共和国同龄的上影厂,是新中国建设的见证者,更是推动者,身上满载着与祖国同呼吸共成长的时代印记。

“无论在高层领导,还是普通民众,大家都有一句话,‘我是看着上影厂的电影长大的’。”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任仲伦对每经影视(meijingyingshi)记者说,“这句话就是对我们七十年历史最高的褒奖。”

领风气之先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1895年世界最早的电影在巴黎诞生,仅一年后电影就在上海徐园出现了。

1935年,国难当头,抗日战争一触即发。一部由上海电影人摄制的电影《风云儿女》上映,该片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由当时深陷敌狱的田汉作词,年轻的电影音乐家聂耳接过经地下党传来、写在小纸条上的歌词,热血沸腾、连夜谱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风云儿女》一经上映,《义勇军进行曲》便在全国传唱。无数热血中华儿女唱着这首歌,奔赴抗日战争前线。

图片来源:猫眼电影

历史的硝烟远去,电影却凝聚起民族记忆。新中国成立伊始,《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

同一年,上影厂成立。

在任仲伦看来,上影厂的成立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事件,它传承了上海在上世纪30、40年代优秀的电影人才,并且成为新中国一个重要的电影生产基地。“这七十年,上影厂生产了820多部电影故事片,电视剧800多部,还不包括美影厂、译制片厂等上影集团其他下设单位的产量。”

“始终出好作品,是上影七十年最重要的贡献。”任仲伦表示,“从1949年我们的第一部作品《农家乐》开始,到今年的《攀登者》,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代表作出现,而且在当时都是开风气之先、深刻影响了当时的中国。”

图片来源:上影集团官网截图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上海电影人寄明写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最早是上世纪60年代上影厂电影《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歌,后来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作为“文革”后中国国内公映的首部爱情电影,《庐山恋》诉说了中国人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纯真向往,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效应。自有正式票房记录以来,2000年上影厂贡献了中国首部票房过亿的影片——《生死抉择》。

“上影厂很大程度上与上海这座城市的气质很像——开放。”任仲伦分析道,“80年代初期的时候,类型片已经很丰富了,如科幻影片、警匪片,谍战片、爱情片,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作品,领风气之先。2013年我们建立了上海电影博物馆,是由衷地想对几代艺术家的不断探索表示一种敬意。”

图片来源:上影集团官网截图

2003年,上影经历了转企改革、建立产业链,任仲伦提出“开放逼改革、合作促发展”,传承上海电影人开放、创新的精神,以此聚集华语电影的各种优秀力量,并且不断探索产业化改革。“直到今天,我们还和王家卫、李安、徐克、贾樟柯等优秀电影人不断合作,大家都是看重上影的历史地位、现实影响和它遵守契约的合作精神。”

“他始终以自己是一名导演而骄傲”

不久前,电影圈传来一个悲伤的消息,吴贻弓导演去世了。

“吴贻弓导演大学毕业后就到了上影海燕电影制片厂,他一生主要在上影厂进行创作,执导了《城南旧事》《巴山夜雨》《姐姐》《少爷磨难》等九部电影,是中国第四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任仲伦说,“他的电影有诗一样的表达,传承了中国电影最本质的现实主义的同时,又开启了电影影像语言的最初探索,在电影的艺术创新里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者。他还创办了上海国际电影节,曾任中国影协的主席、两届中央候补委员……在产业界、政界担任要职,但他始终以自己是一名导演而骄傲。”

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像吴贻弓导演这样的电影大师、大家,上影厂还有很多,孙道临、谢晋、张瑞芳、赵丹、秦怡、牛犇、吕奇民……他们的名字汇聚起来,就是中国电影最灿烂的星空。”

“建设社会主义电影强国,这是国家战略,也是我们电影人的使命。我们这代电影人遇到了大有可为的发展机遇,我们要勇敢担当。”任仲伦认为。

图片来源:上影集团官网截图

而不可否认的是,经历了前些年的高速增长,今年上半年整个电影市场出现了票房增长下降、观影人次下滑的现象。“有些指数在下降,我看来是发展中遇到的正常波折。我觉得中国电影发展还是在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的过程中,不仅体现在票房和影片数量上,更体现在整个产业链的完整上。”

“今年我们还是看到了市场上涌现了优秀的国产电影作品,比如《哪吒》在8月暑期档为大家带来的惊喜,票房奔着50亿了。电影市场的基本面还是表现稳定的,与此同时,电影的制作能力、商业电影的工业体系、片场建设、电影教育和金融支撑体系等等,都在全面发展,这些更为可贵。电影强国不仅体现在银幕数、票房,而是整个工业体系、创造精神、支撑体系。电影产业的繁荣不仅需要一棵树,而是要建设一片森林。”

今年,任仲伦日益深刻认识到:一片森林里,需要那些最高的树,我们需要一批杰出的电影企业。“要进入一个大公司时代,呼唤一批强大的电影企业成为中国电影的中流砥柱。”

美国五大电影公司的票房占北美市场85%,占全球市场26%。而中国电影经营规模名列前茅的电影企业,年营业收入常常为百亿元左右,净利润为十亿元左右。这无疑是很大的差距,但也表明中国电影企业有着不可抑制的成长空间。

“中国需要有5-10家的电影企业成长为航母级的大公司,成为中流砥柱,整个行业才能扛得住电影的高风险、高投入。”任仲伦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也是隶属于上影集团的上影厂成立七十周年。在中国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发展的进程中,我们立志成为中国电影产业的主力军,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电影企业,成为中国电影那些最高的树。”

封面图片:每经记者 张建 摄

记者 | 宋红   编辑 | 杜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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