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传真，浅析中国传记电影的发展与魅力

2021-12-03

近日，人物传记电影《梅艳芳》在全国上映，虽口碑褒贬不一，但赚足了歌迷和影迷的眼泪。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电影，影片做到了还原真实，不仅展现了昔日巨星梅艳芳的传奇一生，同时也让观众看到了香港这座城市的时代变迁。

一直以来，传记电影以饱满的人物形象和曲折的人物经历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我国以往的传记电影由于受特殊时期影响，多以重大历史和革命背景作为创作题材，在传主的选择和故事的创作上也以表现革命领袖、英雄榜样及他们的丰功伟绩为主，这类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工业的不断进步，传记电影也迈进了多样化创作时期，在题材上已从政治人物扩展到非政治人物、从历史人物扩展到当代人物，多元化的题材也给中国传记电影的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本期华谊兄弟研究院将从定义、发展阶段以及面临的问题三个方面，梳理中国传记电影的发展历程，带你感受该类型影片的独特魅力。

传记电影，又称传记片，是一种描叙真实人物的个性及生平事迹的影片。传记电影基于事实之上又略有升华，具有独特的历史视角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同时其恪守事实的真实，具有历史属性，是历史电影的一个分支，但又不同于历史电影，它更关注人物个性。

胡适曾指出：“传记最重要的条件是纪实传真。”虽以人物为原型但没有出现真实姓名的电影，不能算作传记电影。

中国传记故事片创作最早可追溯到《闫瑞生》（1921），该片在剧作上追求电影故事与生活实事的酷似，使用形似原型人物的非职业演员扮演，人物造型和表演力求显得真实可信。影片致力于追求真实性的意识使其与传记电影“纪实传真”的精神相通，初具传记电影的形态。

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古装电影拍摄潮流兴盛，出现了《朱洪武》（1927）《杨贵妃》（1927）等根据史实改编的传记电影，注重发掘人的价值，拓宽了表现的题材。

第一次创作风潮（1937-1941）

传记电影创作的第一次风潮出现于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的上海“孤岛”时期，电影创作者们选取讲述那些反抗黑暗统治、跟邪恶势力斗争和保家卫国的历史人物事迹，在乱世国难中表达对传统美德、民族精神的建构与坚守。

《貂蝉》（1938）、《木兰从军》（1939）、《武则天》（1939）、《葛嫩娘》（1939）、《西施》（1940）、《岳飞尽忠报国》（1940）、《苏武牧羊》（1940）、《梁红玉》（1940）、《李香君》（1940）、《香妃》（1940）、《孔夫子》（1940）、《洪宣娇》（1941）等影片就是在这种乱世背景下创作的，颂扬了可贵的民族气节和高尚的情操，抒发了壮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二次创作风潮（1949-1965）

新中国成立后，传记电影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成为处理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重要样式，出现了第二次创作风潮。《中华女儿》（1949）根据八女投江的史实改编，开启了缅怀革命英烈、弘扬爱国精神的新篇章。《刘胡兰》（1950）、《赵一曼》（1950）、《上饶集中营》（1950）、《董存瑞》（1955）、《狼牙山五壮士》（1958）、《雷锋》（1964）、《白求恩大夫》（1965）等纪念性传记影片号召全国各族人民要以革命英雄和英雄模范人物为效仿的榜样，全身心投入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1953年10月1日，《1954—1957年电影故事片主题、题材提示草案》严格限定了传记题材的表现对象和描写内容。在此指导和规范化监管之下，“十七年”时期出现了为数不多的几部反映古代历史和近代历史题材并寻找历史先进人物的影片，如《宋景诗》（1955）、《李时珍》（1956）、《林则徐》（1958）、《聂耳》（1959）。

第三次创作风潮（1979-1999）

这一时期，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改革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人的个性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涌现出了第三次传记电影创作风潮。描写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并发挥其推动历史进步作用的历史名人的传记电影上映后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如《拔哥的故事》（1979）、《吉鸿昌》（1979）、《刑场上的婚礼》（1980）、《贺龙军长（1983）、《陈赓蒙难》（1984）、《少年彭德怀》（1985）、《叱咤香洲叶剑英》（1990）、《青年刘伯承》（1996）等。《周恩来》（1991）、《毛泽东的故事》（1992）、《刘少奇的四十四天》（1992）等影片展现了日常生活化、平民化的中共领袖人物为国家安危、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做出的贡献。

同时，这一时期传记电影中的传主身份从著名人物转变到知名人物，再聚焦到女性人物身上，甚至臭名昭著的历史人物。如《末代皇后》（1986）、《两宫皇太后》（1987）、《最后一个皇妃》（1988）、《杨贵妃》（1992）、《画魂》（1994）以女性作为传主，讲述了女性作为生命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人生抉择；而《一代妖后》（1989）、《川岛芳子》（1989）、《大太监李莲英》（1991）将反面历史人物作为传主，讲述了人性在黑暗的现实和沉重的历史中是怎样沉沦的。

另外，这一时期的英雄模范人物和楷模的传记电影，更加注重培养人民大众的社会化素质、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提高热爱祖国和勤恳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如《焦裕禄》（1990）、《蒋筑英》（1993）、《孔繁森》（1995）、《离开雷锋的日子》（1997）等。

进入21世纪，传记电影的传主身份更加丰富多彩，因此可以根据传主身份将传记电影分为三大类型：

第一类，革命先驱、领袖和将帅人物的纪念性传记电影。该类型影片的作用在于让观众产生缅怀和崇敬之情，如《相伴永远》（2000）、《毛泽东与斯诺》（2000）、《毛泽东在1925》（2001）、《邓小平》（2002）、《毛泽东去安源》（2003）、《我的法兰西岁月》（2004）、《风起云涌》（2004）、《邓小平·1928》（2004）、《和平将军陶峙岳》（2009）、《竞雄女侠秋瑾》（2011）、《百年情书》（2011）、《秋之白华》（2011）、《第一大总统》（2011）、《刘伯承市长》（2012）、《周恩来的四个昼夜》（2013）、《出山》（2018）、《周恩来回延安》（2019）、《革命者》（2021）。

第二类，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医学家、民族英雄等历史名人传记片。这些影片更加专注于人物命运的刻画，如《英雄郑成功》（2000）、《刘天华》（2000）、《詹天佑》（2001）、《鲁迅》（2005）、《吴清源》（2006）、《梅兰芳》（2008）、《邓稼先》（2009）、《袁隆平》（2009）、《孔子》（2010）、《吴大观》（2011）、《画圣》（2012）、《钱学森》（2012）、《萧红》（2012）、《黄金时代》（2014）、《大唐玄奘》（2016）、《皇甫谧》（2018）。

第三类，把传主当作人民公仆来学习的英雄、模范、先进典型人物传记片。如《郑培民》（2004）、《张思德》（2004）、《任长霞》（2005）、《大爱如天》（2007）、《吴运铎》（2011）、《杨善洲》（2011）、《郭明义》（2011）、《吴仁宝》（2012）、《神探亨特张》（2012）、《仁医胡佩兰》（2016）、《南哥》（2017）、《苏庆亮》（2018）、《李保国》（2018）、《文朝荣》（2018）、《黄大年》（2018）、《李学生》（2018）、《天慕》（2018）。

优秀的传记电影往往将记事描述和论断阐释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在叙述和阐释之间把握好分寸感和平衡点。

第一，重思想表达轻艺术，致使一些纪念性传记电影因缺乏看点和想象力而失去观众。英模传记电影容易出现移植英模原型、简单复制，对英模人物的命运典型化、艺术化地刻画不力，塑造艺术形象的力度不够等问题。

第二，传记电影是“人的专史”，因此传记电影不能沦为“历史大事记”，还要正确阐释创作者对传主的理性认识。“人物”是手段，历史和时代才是终极目的。观众观看传主命运的跌宕起伏、情感世界的百转千回，是为了从传主的人生经历中获得人生经验的感悟、人类智慧的积累。这些都需要创作者在对人物的演绎或对传主的层层剥笋过程中提供真知灼见。

第三，传主是创作者客观冷静的观察对象，创作者不能与传主的情感紧紧捆绑在一起，致使创造者本人的历史在场性削弱了电影的审美。因此，不能把传主拔高为神，而是应该把传主当作普通人的肖像画来描绘，兼顾个人性与生活中的戏剧性。

优秀的传记电影中的历史时空与现实社会往往紧密地缝合在一起，反映、折射、塑造、强化着创作者在现实处境中关于人的现代性的种种思考。传记电影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只有不断完善传记电影的创作规律、增添传记电影的创作经验，才能促进中国传记电影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