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9日刊 | 总第2499期
本文为编剧刘和平在西湖编剧论坛的发言
核心观点
1、我从不写大纲，尤其不写梗概，因为在我的故事里面，人物在过程中怎样变化，最终的结局究竟如何，说实话我自己都不知道。
2、大众文化的归宿往往就是走向类型化，而类型化往往就会形成程式化、同质化。
3、电视剧并不是高度程式化的舞台戏曲，更未形成高度的艺术流派，没有谁是梅兰芳，也没有谁是程砚秋。
4、电视剧叙事，尽量不要事先设定情节，抓住人物的态度写。因为观众能够猜到的是故事的情节，猜不到的是人物的态度。
5、如果我们这些写中国故事的人，第一不如国外的人了解中国，第二又不如上层领导了解中国，你写出的主题作品，第一可能上面审查通不过，第二观众也会不买账。
6、既然说中国故事，就一定要知道，我们一开始是农耕文明，后来融入了草原文明，我们今天的民族就是大河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繁衍生息，于是在这块土地上形成了我们的文化，升华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
创作的程式化与同质化
尹鸿老师下午的发言主要告诉我们，搞文艺创作，尤其电视剧创作，主要要围绕人物搞创作。又给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刚刚在上海开了一个研讨会，有一些搞影视评论的人，给我们这个行业提出了很多尖锐，也是中肯的批评，有些话难听，大家觉得不舒服，但是就是要听不同的意见，比如创作与套路的问题。在这里我从创作的角度说一下。
套路的形成和产生主要是两个关键词，你是设定情节去搞创作，还是找准了人物的态度去搞创作，这是区别，也是最后衡量你是不是套路的不二法门。
我个人的经验就是，从不写大纲，尤其不写梗概，因为在我的故事里面，人物在过程中怎样变化，最终的结局究竟如何，说实话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经常说一句话，人物与人物交流也好，矛盾冲突也好，对方话都没说，你怎么就会知道另一个人会是什么反应呢？是绝对不知道的。同样的一件事儿，换了一个人以不同的态度表现出来，那么你的反应也会完全不一样。
现在的问题在于任务题材创作太多，想不套路都难。我们任务题材创作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主管部门的任务题材创作，一个是平台或者制作公司的任务题材创作。
任务题材的创作，多数要求编剧先拿大纲拿梗概，以完成大量的电视剧生产，都是在套路生产。这个确实不要怪编剧，90%都是在搞任务题材创作，哪怕很专业的、很年长的、很资深的编剧，也多是在搞任务题材创作。尽管交任务时，对方会很客气地说，我们有个好题材，特别希望你来帮我们写，接下来会给你提供很多帮助，提供很好的环境，让你去采访，让你获得很多了解这个题材的方方面面的东西。
但接下来还是会要求你交提纲，甚至交详细的分集梗概。这就是形成类型化创作的过程，还真不是哪一个资方，哪一个平台，哪一个领导就形成的生产模式，是大众文化的总的趋势。大众文化的归宿往往就是走向类型化，而类型化往往就会形成程式化、同质化。
这一点特别想跟评论界的朋友们探讨一下，不要简单地认识类型化。中国一千年的戏曲，包括我们的曲艺，那时候还没有工业革命，没有光影技术，没有影视，所讲的故事，基本上也都是类型化的。以至于后来观众看的已经不是故事，而是角。
同样一个故事，讲的完全一样的内容，看的只是不同流派的演员不同的艺术表现而已。梅兰芳来演，大家来看梅老板，程砚秋来演，大家来看程老板。大抵如此。
不赞成中心制，但要求最大公约数
再谈谈影视剧创作生产的中心制问题。影视就是个综合艺术，尤其电视剧，我接受尹鸿老师说的，不能搞编剧中心制。我同时提出，不能导演中心制，也不能演员中心制。一定要有中心制，可能最后是制片人中心制，因为制片人既要对投资负责，也要对市场负责，包括如果是主题创作，还要对领导负责。有可能赔钱的是他，而不是别人。
编剧能拿的稿费拿走了，导演演员能拿的劳务费也拿走了，最后片子压在库房里出不来，负责的是制片人。所以我不太赞成中心制这个提法。既然是综合艺术，总得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求最大公约数。
现在电视剧行业，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参数大于公约数，比如说这个剧组来了一个大牌演员，只要他往那一坐，对不起，制片人也好、导演也好、编剧也好，都得围绕这个大牌演员的意见来改剧本，来拍戏，把戏都往他身上集中。他会认为，请我来，是因为观众都是来看我的，钱都是我赚来的，我这个参数就是公约数。好的演员当然能为整个剧目增添光彩，但一定要明白，电视剧并不是高度程式化的舞台戏曲，更未形成高度的艺术流派，没有谁是梅兰芳，也没有谁是程砚秋。
现在尤其是网络上播的那些以颜值高、流量大的年轻演员为中心的剧，网络平台基本不在乎这是哪个编剧写的剧本，哪个导演导的戏，而只在乎哪一个流量小生，流量小旦来演，于是量身定做，全然不顾剧目的总体质量，典型的参数大于公约数，怎么可能出现高质量的剧目。
我们今天论坛谈讨论的是“主题作品的质量提升”，概括而言，无论是主题作品还是商业题材，任何一个剧目的总体质量的提升，都是一个剧组的最大公约数。编剧要冲着最大公约数写剧本，导演也要冲着最大公约数导戏，演员冲着最大公约数演戏。如果大家都是为了剧目的整体好，这个中心就形成了。这个时候的共同体才能是真的共同体。
刘和平对谈张永新
我个人有一些这样的经验，从《大明王朝1566》到《北平无战事》，我都是总制片人，我从来没有说编剧中心制，但是有一点，我会跟整个剧组讲，这个剧目的钱都是我融来的，如何保证总体的艺术质量关系到投资的成本，关系到观众是否满意，所以更多方面，你们得听我的。因为最后你们拿了钱都走了，如果整个片子播不出，或者播出效果不好，责任都在我的肩上。我既要对你们的劳动成果负责，也要对投资方负责，还要对观众负责，这就是最大公约数。
前几天有个导演跟一个朋友聊，想跟刘老师合作，就是担心刘老师当总制片人。说实话有些导演不希望我当总制片人，因为他希望他的参数大于公约数。当然，有些导演是为了追求自己的艺术风格，主观性过强有时就会忘记了综合艺术应该求最大公约数这个道理。
创作要抓住人物的态度
最近很多研讨会都在谈一个话题：人物。
人物谈何容易，在艺术院校开一个学期的课也未必谈得清楚。在这里，我想把个人的一点经验跟大家交流一下：电视剧叙事，尽量不要事先设定情节，抓住人物的态度写。因为观众能够猜到的是故事的情节，猜不到的是人物的态度。有一些评论家说现在的电视剧我看到前面就知道后面。这个话也不全对。
你看我写的东西，你绝对不会看到第一集就能猜到第二集，看了上一场戏就知道下一场戏。因为我自己在写的时候第一集没写完都不知道第二集，上一场戏没写完都不知道下一场戏。我都不知道，你怎么猜得到呢？
我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抓住人物的态度写。同样的事情，面对不同性格的人物，不同地位的人物，不同立场的人物，给你的反应和反馈绝对不一样。不要用情节去框定人物的行为，也不要自己给你笔下的人物设定态度，你给他设定的态度，都是你的态度。你笔下那么多人物，都是你给的态度，怎么可能准确，更加谈不上典型。
如何抓住人物的态度呢？说深一点叫附体，说浅一点叫设身处地，一定要忘我，不要想当然去给人物设定情节，尤其不要事先给人物设定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这是第一个。
深入了解中国，讲好中国故事
第二个说一个大一点的话题。就是我们今天搞创作的人都在讲中国故事，却并不了解中国，怎么讲好中国故事？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说这个话题：“深入了解中国，讲好中国故事”。
有两点想跟大家深入交流。一是现在全世界都在研究中国，世界上很多国家在研究中国。他们认识中国比中国人还要透彻。大家也都知道，现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遏制中国的崛起，你不能说这不关我的事，这关乎每一个中国人的事，尤其是我们这些搞创作的人，你怎么把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精神生命表现出来何其重要。
二是有些高级领导，读书比我们多，了解中国比我们深得多，如果我们这些写中国故事的人，第一不如国外的人了解中国，第二又不如上层领导了解中国，你写出的主题作品，第一可能上面审查通不过，第二观众也会不买账。
中国从前近代进入近代，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日本很多学者就研究很深。他们在研究日本和亚洲这一阶段历史的时候，经常把日本和中国比较起来研究，而且人家的反省、反思非常深刻。
日本学者说他们日本，进入近代就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脱亚”，一个是“兴亚”。在最初阶段，日本人是全盘否定亚洲，全盘接受欧洲。大家都知道在工业文明以前，农耕文化最发达的就是中国，日本人以中国人为他们心目中的榜样，等到西方工业文明一旦出现，发现西方欧洲的工业文明如此之发达，日本人立刻脱亚，主要是摆脱中国对他们的影响，反过来高高在上，俯视中国。
福泽谕吉曾在1885年提出“脱亚论”
日本近代化的第二个阶段叫兴亚，脱亚之后开始自己搞工业化转型，自己的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发现欧洲西方一直在侵略亚洲，一直在压榨亚洲。这不行，所以日本的野心起来，试图以兴亚为名，征服中国，征服亚洲，称霸东亚，这就是我们经常能在影视作品里看到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这就是日本的近代史，开始叫脱亚后又叫兴亚，其实骨子里完全按照西方的那套在搞，用日本学者反省的话说，日本人所走的现代化过程，就是放弃自我。
然后他们举了中国的例子，中国不同，中国进入近代，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从来没有放弃自我。虽然受日本的影响也曾经产生一股偏激的思潮，凡是中国传统的都要放弃，甚至要废除汉字。但是总体的中国，从来没有放弃自我，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坚持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坚持民族独立，在“抵抗”中进行变革。
用日本学者研究的结论，在近代化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日本放弃了自我，中国保持了自我。这也正是中国正在或已经超越西方，建立了很多非西方的东西，形成了中国特色现代化的根本原因。
还有一个关于中国现代化经常被讨论的话题，就是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把西方几百年的工业文明压缩在四十年完成，个人认为这种观点不能成立。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欧洲的工业文明的大炮敲开我们农耕文明大门开始，我们就已经认识到必须向工业现代化转型。从最早睁眼看世界的那代人起，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智以制夷”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到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工业建设然后进入后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转型，才进入到今天中国全面崛起的历史节点。
我们对“百年未遇之变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有历史的、宏观的认识。不然，无论是写革命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我们都会流于片面，甚至被一些不正确的观点所左右。
“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就没有中国特色”。这昭示，从今年开始，我们接下来的创作就有了更为广阔宏大的题材，就是表现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
这就要求我们搞创作的人除了深入学习了解研究近代史，还要深入了解学习研究近代史以前的中国历史。一部中国历史浩如烟海，全部掌握很难。
我以个人的学习体会，提出一个分界点跟大家交流。就是以秦朝为界，了解先秦的分封制和秦以后的郡县制。首先要说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绝对不同于封建制度。一句话概括，前者是土地公有制，后者是土地私有制。但是就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而言，两千多年未变，我们依然是郡县制。
毛主席当年在给郭沫若的诗里说，“百代皆行秦政法”，指的就是郡县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刻了解郡县制的三大特点。
第一大特点，郡县制是以自耕农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这是郡县制一个伟大的体制变革。在秦统一中国以前，中国没有自耕农，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源都掌握在少数的贵族手里。秦灭六国，废除了分封，将诸侯贵族的土地都分给了每一户农民，使每一户农民都有了一个家，自耕农由此产生，成了整个国家的赋税来源和兵力来源，所谓耕者有其田。
第二大特点，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都是由朝廷委派，形成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同时也造就了优秀者有其进阶。
第三个特点，结束了诸侯国割据的分裂局面，形成了大一统的版图，能充分地调动全国的资源，一地有难八方来援。尽管秦始皇的初心是将天下掌握在自己一个人手里，但客观上完成了农耕文明最为完善的政权结构：家国同构。我的家乡人王夫之在评论郡县制建立时说了一句特别精辟的话，“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也”。
对中国的郡县制，西方的汉学家有很多客观的评论，在这里我摘录几段，供大家参考：
通常都将政治视为压制与指挥的权力，而中国却将其看作是推动与维护秩序的因素，虽然这种观念并不排除运用武力与粗暴干涉，但强制又总是与品行矫正的观念相配合。
若将强调道德的调节作用仅仅视为借口，看作是专制制度的遁词，则是错误的，而它其实表达了一种极为卓越的政治行动方式，这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因此，有人以为早已揭开纯粹独裁政权的假面目，其实不过是一种自己的误解而已。
中国最出色的成就之一是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发展了复杂的政治组织形式，成为人类社会史上最完善者。
我们今天敢于引用这几句话，是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大爆发时，我们经受了最有力的检验。
说了一点中国历史，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五千年中华文明形成的民族精神。一定要认识到尽管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高科技发展的历史阶段，但是有很多东西是在我们几千年的生活形态下形成的，已经形成中华文明的标识，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
中华文化的标识
这里我想简单谈一下个人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认识。
认识一个民族主要是认识它的生存环境和它的生活形态。中华民族当然后来有扩大，它的解读有延伸扩大，但是从最早一直到今天，它的主流就是一个农耕民族，所形成的文化就是大河文化，以北方浅耕地区以黄河为代表的大河文化，在南方深耕地区以长江为代表的大河文化。
大河文化精神的汇流，一般来说从黄帝时期开始。我们都知道涿鹿之战，就是南方深耕地区的部落首领蚩尤，跟北方浅耕地区的部落首领黄帝的一场统一之战，最后黄帝战胜了蚩尤，统一了深耕、浅耕两大板块的农耕民族，于是产生了我们几千年来认同的华夏民族。
由于是以水利灌溉的农耕文明，中国的文化也被视为治水文化。接下来我们浙江要写的《大运河》《天下运河》，就是治水文化。我们经常说同文同种，这个文，就是农耕文明，当然包括南北朝时期融入华夏版图的游牧文明（这是中华文明的一次转型，以后再加讨论）。所谓种，就是我们几千年形成的家族文化。
既然说中国故事，就一定要知道，由于我们一开始是农耕文明，后来融入了草原文明，我们今天的民族就是大河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繁衍生息，于是在这块土地上形成了我们的文化，升华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
去年中央曾经有部门采访了我，要求我们提出一些中华文化标识。
中华文化标识有很多，个人认为最基本的是两条：第一个是“自强不息”，出自《易经·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很早以前，我们的先民就认识到，上天总是以自己的意志和步伐，大气磅礴不管不顾地运行周转。我们每一个个体生命都只有咬紧牙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生生不息，才能自强。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把自强看得比自由更重要，我们认识到生存太困难，我们经常会遭遇天灾人祸，唯有自强才能生存，才能发展，个体的自强形成了总体的自强。自强不息，这可能也是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华文明保留至今的原因。
第二个是“天下为公”。《礼记》中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一脉相承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
今天时间有限，讲了一些个人体会，跟大家交流，是为了跟大家探讨：在“十四五”时期无论是写重大革命题材、重大历史题材、重大现实题材，除了深入生活，还要加强学习，深入了解中国，才能写好中国故事。
【文/刘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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