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我的家乡》里面,大家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神笔马亮》的故事,是观众反响最好,喜剧效果最突出的一部分。大银幕,沈腾与马丽的又一次“合体”,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在这个故事里,大家被沈腾手绘的毛衣逗得前仰后合,也会被视频聊天突然卡住搞得爆笑不止。不过,距离上一次我们为这对“西虹市夫妇”发出的笑声,其实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年。
是的,《夏洛特烦恼》已经是2015年的事儿了。那时候,闫非和彭大魔是第一次执导大银幕作品,沈腾和马丽也是第一次出演“银幕情侣”。
那个时候,闫非和彭大魔没想到,沈腾和马丽饰演的夏洛和马冬梅竟然会为他们迎来比舞台剧更多十倍的笑声和掌声。当然,他们更没想到的是,当时一时兴起取名的“西虹市”,竟会成为承载二人电影故事的一片银幕乐土,在此后的几部电影里,甚至逐渐成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喜剧厂牌。
而“西虹市”这个喜剧厂牌,从他们创立运作开始,就已经带有二人喜剧中轻松自如的意味了——把电影中“西虹市影业”的梗延伸到了银幕之外。 “‘西虹市’这个地名是当初拍夏洛那会儿实在不知道该用哪个城市的名字就编了一个谐音,大家记住了就一直用着了。”他俩回忆“西虹市”的起源,谐音梗里带着股无心插柳的自在。 也正应了那句无心插柳柳成荫。用着用着,从《夏洛特烦恼》到《西虹市首富》再到这次《我和我的家乡》之《神笔马亮》,“西虹市”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在东北广阔的黑土地上,逐渐生长出独属于闫非和彭大魔的喜剧果实。
“西虹市”被他俩变成了“喜剧塑料大棚”,肥沃的黑土地上,四季开花结果,他们种啥长啥,观众看啥笑啥。“西虹市”对这两位导演来说,是他们小的时候在东北某个城市里,曾经背着书包放学回家的路上,雨过天晴出现彩虹,小孩们边走边打闹、没心没肺的日子,是一个充满幸福的城市。而这个城市,正在成为他们的喜剧乌托邦。 终于,在答应不发他们照片,不影响他们低调地创作、遛弯儿、去澡堂子搓澡之后,我们跟这两位来自“西虹市”的导演聊了聊他们的“西虹市喜剧”。
喜剧让人快速爱上主人公
在《神笔马亮》里,马丽和沈腾是西虹市里的一对夫妻,俩人都是老师,马丽饰演的秋霞教摔跤,沈腾饰演的马亮教画画,仍旧是女强男弱、“靠实力说话”的家庭关系。
虽然闫非彭大魔说这个故事的初衷是“希望能完成这个单元故事,没想做成沈腾和马丽的系列故事”,但是显然,观众对马丽和沈腾这对组合的热情,已经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了。 我们愿意相信,从某个角度上看,这个故事是对《夏洛特烦恼》中夏洛与马冬梅爱情故事的延续。两个故事放在一起,我们在银幕上看到了一对东北夫妻,从相识相爱到生儿育女的过程。
之所以说两个故事可以放在一起,除了两位主角一致以外,更是因为它们真的太“东北”,或者说太“西虹市”了。那种典型的东北夫妻生活中的精髓,全都被他俩拿捏得死死的。 一个咋咋呼呼、说一不二的老婆,一个放弃挣扎、百依百顺的老公。一个“虎”,一个“彪”。 两位导演的能力不仅在于热热闹闹地把故事讲了,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更在于,他们能找准时机,把“虎”和“彪”之下的真情剥开给你看,一瞬间,那种藏在“哈哈哈”之下的深情和守护,让所有来不及收回的笑声都凝成了眼泪。
就像是,那个穿着玩偶服装在向日葵花田里跑得满头大汗的沈腾,镜头慢下来的一瞬间,就是我们从笑到泪转换情绪的一瞬间。这种瞬间性的呈现,找到了笑与泪之间的情感裂隙,恰如其分地给我们留下了情感交错的时机。我们看着银幕从笑到泪的一刹那,也是我们走进人物内心的一刹那。 对于创作者来说,这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控制力。它来源于经验、天赋、潜意识,甚至也可能是来源于最直接的感动。
“我们想讲一个关于奉献的故事,在东北采访了很多扶贫书记,开了两场座谈会,聊的很深入,他们不是教科书里的人物,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都有来自生活的压力和烦恼,却乐此不疲地奉献着,还把奉献视为收获,这股劲儿特别动人,让我们有了讲故事的欲望。” 他们讲述了《神笔马亮》这个故事的起点。从这种被感召的原点开始,二人用最原始的讲故事的欲望,讲述了一个带着喜剧色彩却又含着深情的故事。
难得的是,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他们清楚地知道喜剧的“长”与“短”,“真正的扶贫远没有故事里讲的那么轻松,但是我们觉得用轻松的表达方式更容易让观众接受这些可爱的人。” 相较于正剧,喜剧或许在故事的深度与厚度上存在短板,但就像他们说的那样,喜剧能让这些主人公快速地被我们看到、被我们爱上。
憋点儿“坏招儿”
如果我们把闫非彭大魔的喜剧称为“西虹市喜剧”,那我们几乎可以很快发现,“西虹市喜剧”中的每一个故事,都有着非常强的戏剧设定。在《夏洛特烦恼》中,这个设定是“如果一个人能够穿越回学生时代重新追爱”;《西虹市首富》的设定是“如果要在一个月内花光十个亿”。《神笔马亮》虽然由于主题的原因,对农村生活的呈现会更多一些,但故事本身仍然是在一个强设定的情境中发生的——如何在中国农村假装自己在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
他们把这些“强设定”称为是憋出的一些“坏招儿”,“这些“坏招儿”一旦形成就会带来有喜感的故事模式,错位,隐瞒,诡计什么的。” 其实这并不是我们从第一个创作者嘴里听到“坏招儿”这个词儿了,而这些“坏招儿”往往是最灵的,就像我开头说的,谁看到沈腾给自己楞画了一件毛衣“穿”在身上,会不笑出声儿呢?
这种隐瞒、诡计,说白了,就是一个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灵感迸发,和天生的那股子“机灵劲儿”。巧的是,在《我和我的家乡》五个故事里,所有创作者几乎都用了“强设定”的方式来增强喜剧效果,“可能是大家在创作上都凑巧憋着坏”,他俩乐了。
他们说自个儿“憋着坏”,这个“憋”字儿很对,因为其实很多喜剧点子,还真是一点点“憋出来”的,每隔几分钟就会出现的笑料和段子,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要一遍遍设计和打磨。但让人意外的,是这些一点点“憋出来”的笑料,随时可能需被舍弃。 “喜剧中所谓的‘小技巧’其实就是认真对待‘假定性’。不要告诉自己拍的是喜剧,避免用一些自以为搞笑却和情节无关的手段。”
他俩这话里,似乎藏着喜剧在“有招”与“无招”之间的秘密。这个秘密的本质是电影人对故事的重视永远要优先于对某一个段子、某一个包袱的偏爱。 他们说自己也没法完全避免,“一想到特别好玩的点子就容易上头”,但即使如此,俩人在创作中还是互相提醒着要尽量做到为情节流畅取舍有度,“最近比较偏爱一些打破常规气氛的处理。”
最后这一句“打破常规”,忽然就让人想到《神笔马亮》的最后,马丽站在观景台上声情并茂地发表演说,“他为了满足人民、回族人民……”在玩儿了一个谐音梗之后,在音乐与表演气氛的烘托下,我们的情绪逐渐向着感动倾斜。而就在感动的泪水摇摇欲坠之际,沈腾“这是观景台又不是主席台”的提醒,瞬间打破了原有的情绪氛围,笑声再次获得胜利。
一张一弛之间,是这两位导演自如游走在喜剧风格与故事情节之间的脚步。当然,也保不齐什么时候就会有“马失前蹄”的危险。“每一个好点子都可长可短,看怎么表达,越短就越需要在故事上有一把能瞬间抓住观众的钩子,能勾住多久就看表达能力了,我们这个幸亏是短片,再长也就露怯了。”刚一准备夸奖,俩人就感慨着幸好是短片,没让我们看到他们在这个故事上露怯的时候。
从不追求“笑中带泪”
跟很多崇拜“笑中带泪”的创作者不同,闫非和彭大魔说自己从来没有在创作中追求过这个东西,“我们希望观众们走进西虹市有幸福感,走出电影院有幸福感”。 坦白讲,在得到这个回答的瞬间,我是有些惊诧的。因为放眼全行业的喜剧创作者,似乎大都在追求“笑中带泪”的喜剧,似乎对于喜剧而言,只有笑还不够,必须要让人又笑又哭才算本事。
但他们笃定的回答,也让我们不由地重新思考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喜剧到底是什么? 二人说:“喜剧的内核是讽刺,是用乐观的心态去反思生活。笑中带泪是观众的观看感受,不应该是喜剧创作者的创作标准。观众可以哭出来是因为作品中的某一个桥段和他产生了某种情感共鸣。情感共鸣是任何类型作品都应该具备的,它涵盖喜怒哀乐在内的人类所有情感,‘哭’只是其中一种情绪而已。”
就像是他俩说喜剧的创作起点每一次都不一样,“有时候从人物出发,有时候从一个好玩的瞬间出发,也有时候从一次感动出发。” 而不管是从哪一个起点开始,每一次出发或许都将抵达不同的喜剧的终点,也确实应该抵达不同的终点。
不管是长片还是短片、小剧场还是大银幕,喜剧的答案从来不是只有一种。而在“笑”与“哭”的艺术评级里,“笑”也从并不意味着肤浅、眼泪也并不意味着高贵。就像他俩说的,“‘哭’只是一种情绪而已”,而观众的幸福感才是他们当前对喜剧的追求。在“西虹市”的喜剧乌托邦里,闫非和彭大魔打造的喜剧宇宙,才刚刚向我们展示出它的样子。在不久的将来,“西虹市”的喜剧厂牌下,一定会有更多“西虹市民”登上银幕,有更多来自“西虹市”的笑声等着我们去收割。
而在“西虹市”这个“大厂牌”下,他们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小生活”——很少接受采访、很少四处露脸亮相。因为对于创作者而言,平凡普通的日常生活往往是创作灵感的来源。所以他们像往常一样撸串儿、逛街、去澡堂子搓澡,让自己的生活与创作都始终保持最真实的状态,解构一切虚无的赞美与吹捧。在结尾,我本来很想夸一下他二人的喜剧理念,但是做喜剧的人,似乎天生习惯自我解嘲,“对一切表扬都感到羞愧和脸红”,那就这样吧。认真生活的人必将获得生活丰厚的回赏,于他们,是灵感,于我们,是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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