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房没有那么大的意义，我就对电影负责 | 专访宁浩

作者 / 1674延续去年《我和我的祖国》的成功模式，《我和我的家乡》也保持基本的步调一致，以时代主旋律为主题，采用导演集体创作的模式，通过单元短片的形式进行内容呈现。不过这一次《我和我的家乡》类型更为明确，是一部喜剧。 在喜迎全面小康之际，对于经过漫长“抗疫战”的全国人民来说，无疑也是更需要一部喜剧的，所以《我和我的家乡》的登场，更有些天时地利人和的意味。 眼下初步来看，《我和我的家乡》这片子成了。但倒回最初，这片子是怎么成的呢？一起拍电影采访了影片总导演、同时也是《北京好人》单元的导演宁浩，听他讲了讲背后的拍片故事。

九位导演、上百位明星的豪华集锦——“故事是从人民群众中来的” 去年国庆档，为庆祝祖国70岁华诞的《我和我的祖国》大爆，超30亿票房、全民好口碑，以及那首响遍大街小巷的同名主题曲无不说明着这条创作道路的试水成功。于是，该模式的延续与发展之路也必然要走下去。 一年前，国家电影局提出为今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作一部献礼作品，找到了宁浩——“局里确定下来这样一个方式，也是局里出面去跟所有导演沟通协调，希望能够有一个《我和我的祖国》的姊妹篇出来。” 很快，《我和我的家乡》的导演组阵容确定，张艺谋担任总监制、宁浩任总导演、张一白为总策划，并形成宁浩、徐峥、陈思诚、闫非&彭大魔、邓超&俞白眉五组导演团队。

去年的《我和我的祖国》是以时间轴线为线索讲述了七十年来七个时间节点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今年围绕全面小康的主题背景，《我和我的家乡》也在谋篇布局上做出改变，于是空间轴线被打开，以“变化”为内在联系，确定了东、南、西、北、中五个地域纬度对应五个单元短片，就像宁浩解释的：“扶贫攻坚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惠及全国的事情，所以用东南西北中的概念有一个象征。” 而几组导演的“任务”划分也比较自然，例如闫非&彭大魔以及主演沈腾、马丽本就是东北人，于是他们就回到东北老家创作；徐峥是上海人，他也自然而然选择了江浙一带，去了杭州千岛湖；俞白眉也回了家乡陕西，和老搭档邓超一起；陈思诚喜欢“天眼小镇”的概念，所以去了贵州；而宁浩也继续上一部和葛优的合作，讲述了“张北京”的又一段故事。

宁浩说：“其实延续下去挺好的，他也是同一个世界，观众也已经认识他了，不用特别费笔墨交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事可以很快地接受。” 在《我和我的家乡》的最终成片里，宁浩的《北京好人》也是第一个出场的单元，仿佛与去年的《祖国》有呼应，亦是延续，带出后面的四个单元。而在五个单元的排序设置上，宁浩也有自己的思考——“考虑（让观众）逐渐进入的一个感觉，所以第一部分先放了《北京好人》，它是从轻喜剧的角度进入。思诚（《天上掉下个UFO》）那比较热闹，老徐（《最后一课》）那个是比较情感化的，在这阶段大家休息一下，后面就把（情绪）再冲上去（《回乡之路》），最后是最热闹的喜剧（《神笔马亮》），主要是从观众的情绪节奏上考虑。” 与此同时，五个单元短片中间的串联环节也需要格外的设计，这项工作也是总导演宁浩要负责的。看过影片的观众会发现，《我和我的家乡》中五个单元中间衔接的方式是通过短视频，在密密麻麻的短视频画面中下一个故事主人公的形象放大出现，通过这样的方式切换到下一个单元。 “我觉得这样进入视频、再从视频里头拉出的办法，（仿佛）进入一个一个的故事，有一种千家万户的故事，这（指影片）只是其中五个小故事的感觉。故事是从人民群众中来的，最后形成了一个中国的版图，象征这样动人的故事到处都有，”宁浩这样说道。 从去年的《我和我的祖国》中一个单元的导演到今年《我和我的家乡》的总导演，宁浩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担任总导演后要管的事情也更多，如上文所说，从最终接下“命题”，大到组织大家开会商量确定创作思路、内容规划、整合剪辑，小到串联部分的设计、几个单元短片的顺序排布，都是宁浩要做的。

当然，合作的导演们都是成熟导演，也基本是华语影坛的中坚力量，宁浩这个“串珠人”的身份也不会面临太大困难，就像他说：“比方说我看完剧本跟各位导演沟通沟通，提点小建议，当然了，听与不听其实每个导演自己有决定权，总导演并不会干涉导演创作。” 

张北京和表叔的故事——

“艺术都是来自于生活的”

 《我和我的家乡》热映，几个单元也随之被热议。宁浩的《北京好人》是唯一取材于城市（北京）的故事。在《北京好人》中，宁浩以轻松的笔调勾勒出一副市井小人物试图骗取医保的幽默故事，葛优饰演的“张北京”二度登台，同时还有此前在《平原上的夏洛克》中的农村大叔张占义，叔侄二人一个解放天性、一个老实隐忍，围绕一张医保卡上演了一出烟火味十足的喜剧。

故事聚焦农村医保问题，而医保也往往是反映一个社会体系发达程度的关键标尺，不得不说宁浩的取材视角的确独特而深入，用如此戏剧化的手段实现了生动点题的方式。不过在宁浩看来，“艺术都是来自于生活的”，因为《北京好人》的故事本就是改编自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其实是我家里头有那么一件事情，有一个亲戚来北京看病，一开始很焦虑医药费，我说你别焦虑、不用担心、我会给你帮忙的，但是我们想帮忙的时候其实弄得她挺不好意思的，给她形成一种压力。后来做完手术之后（医药费）医保报销了绝大部分，她自己也不知道能给报销的那么到位，之后心理压力就消失了。这个事情对我的触动还挺大的，因为我也没想到现在农村医保可以报的这么全面，而且力度很大。”

现成的故事有了，但要把它改编成电影拍摄的剧本也不是易事。这一次《北京好人》的剧本由宁浩带着两位年轻编剧共同创作，而要把“编”出来的东西编得像真的，还要编得有趣，其实挺难的。 就像片中的一处情节，张北京带着表叔去医院做身体检查，但用的是自己的医保卡，在抽血环节碰上了熟人，于是张北京拉着表叔联合表演了一段双簧才把这血抽了，也把场外观众逗得特别乐呵。而这段戏背后，宁浩也说：“那时候我跟编剧提要求，说还得再难点，怎么难呢？我说他到医院碰见熟人，熟人抽血，还得当着面把这血抽了，编剧就发愁。后来我们试着演双簧看行不行，这都得一点一点去抠出来。”

剧本创作不好搞，开机拍摄同样也有难题。宁浩这组开机拍摄是在6月份，刚开机不久遇上了北京疫情二次爆发，在大排档的一场戏时找不到群演，但是工作进度不能落下，于是宁浩从签约导演的公司调人，做过核酸检测的都来，于是现场200多人的群演都是哥儿们，路阳等人都在镜头里。

最终，宁浩又一次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从去年到今年，接连拍了两部带有命题作文性质的短片，准确的说是三部，期间还有一部商业短片，对于在创作领域一向都是自由表达高度活跃的宁浩来说，“圈地创作”体验如何呢？ “自由度也蛮大的，因为作为一个导演来说，最重要的是怎么说好这个事，说的方法比较重要。”诚然，就像《我和我的家乡》这部影片，在同一个主题下五组导演不也创作出了五个不同风格的喜剧故事，导演怎么讲述这个故事，以及在讲述故事背后呈现出的功力，也成为观众观影过程中体验最为有趣的一件事。 

宁浩电影创作的再出发——“坦诚地忠于自己的内心” 自去年春节档《疯狂的外星人》之后，宁浩两年没有拍长片了。《疯狂的外星人》让他“熬”了五年，头发都白了，在影片上映之后他就说过要休息一段时间。同时，宁浩也很忙，给几位青年导演的作品做监制，例如去年的《受益人》、即将上映的《刺杀小说家》《热带往事》等，此外，还接连完成了《祖国》《家乡》的创作任务。 关于未来的创作规划，宁浩说“没有，基本上就是想到哪儿是哪儿，我比较随缘，也许后面会拍一些正剧，不见得是喜剧的东西。”

要承认的是，以“疯狂”系列成名的宁浩，“喜剧”是他导演身份中一个重要的标签，无论是荒诞型的《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疯狂的外星人》，还是轻喜剧如《心花路放》以及早期的《香火》《绿草地》，在《祖国》《家乡》当中的两个单元也是喜剧为主。 在去年春节档《疯狂的外星人》上映之后，宁浩就说“疯狂就是荒诞，荒诞是这个时代的主题，但随着我们走向新时代，荒诞的时代可能结束了，所以我也就划一个句号。”而接下来，他要重新寻找电影有趣的地方，这对于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命题。 

 从2003年电影处女作《香火》开始，这已经是宁浩做导演的第17年，他也在许多时候明确表达过自己要“试试好玩的”的意愿，就像他在采访中所说：“说实话，我挺愿意多试试别的东西，试试不同的好玩的东西，要不然老在一个地方转悠，我也挺烦的，大家还看腻了，对吧。” 目前，宁浩也正在创作自己的下一个长片剧本，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代孕”的故事，他希望可以快一点，年底就能开机。这次是一个现实题材的故事。 这么看待，宁浩的创作生活还是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上半年疫情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他也在忙着《我和我的家乡》，一直在干活，没顾上体验疫情的事，不过经历过这样的事件，也让身为创作者的宁浩更聚焦于自己的身份、以及自己所喜欢的事情——“疫情其实让你发现生命非常脆弱，包括我们的社会系统，也都会因为一个疫情发生停滞和改变。人类本身其实还是挺无力的，还是要谦卑的，当你面对这些问题时，你要想怎么样面对你的人生，还是得坦诚地忠于自己的内心。” “对于我来说，就是回到拍电影上，对于票房这种东西，没有那么大的意义。我就想做电影，对电影负责。” 经过入行十几年，大大小小的项目参与过近50个，但宁浩始终强调“好玩”这件事，这亦与他对于人生的理解有关，在生命的漫漫长河里，“好玩”也正是让人生变得更有趣、更有价值的事，对于宁浩来说，拍电影就是“好玩的”，同时也带着观众一起玩。 不过，想把“好玩”变成一件事并一直做下去，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就像宁浩的许多电影，看上去是有趣的、松弛的、令人开心的，但背后的创作过程可并非如此。 就像宁浩说的，“哪个都不容易，让观众哭、让观众笑、让观众紧张刺激，我觉得都是很难的事情。拍烂电影，不负责任不好好拍，那种容易。但是哪个要做好都很难。”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艺术并不见得会高于生活。